行业民俗包括生产和贸易两方面的内容。物质生产是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由生产实践活动而产生的民俗，其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这一节所讲的，只是和生产实践直接相关的一些内容。至于贸易，它是属于流通部门而非生产部门，但与物质生产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是人们物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 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最为重要的物质生产方式，这其中存在着大量的民俗文化现象。我国农业生产民俗的传承，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而且形成了生产民俗中“以农为本”的尚农特点。
　　泉州农业的自然环境条件并不理想，如南宋时泉州知州真德秀所叹：“嗟哉濒海邦，半是硗确地，三时劳耕耘，收获尚无几，四体或不勤，将何活老稚，频年旱且潦，生理殊匪易。”因此勤劳的泉州农民特别重视用天之道和因地之利。所谓用天之道，即“春宜深耕，夏宜数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敛。豆麦黍粟，麻芋蔬菜，各宜及时用功布种。陂塘沟港，储蓄水利，各宜及时用功浚治”。所谓因地之利，即“高田种早，低田种晚，躁处宜麦，湿处宜禾，田硬宜豆，山畲宜粟，随地所宜，无不栽种”。
　　智慧的泉州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农谚。这些富于地方特点的关于生产习俗的农谚，世代流传，成为交流、传授生产经验的一种特殊方式。清乾隆《泉州府志. 气候志》附有《田家岁时占验井风雨杂占》，这里例举数条。如上元日（农历正月十五日），朝占百果，午占晚禾，晚占早禾，皆欲晴明，谚云：“雨打元宵灯，早禾一束稿。”立夏及小满俱宜雨，谚云：“立夏不下，高田莫耙；小满不雨，芒种莫管。”夏至在五月中则谷贱，谚云：“夏至在月头，一吃一边愁；夏至在月中，愁杀粜谷翁。”是日又宜雨，为秋熟之兆。立秋若在六月终，则早禾反迟，谚云：“六月立秋要到秋，七月入秋不到秋。”立冬日及十月朔日，下雨，主一冬和暖，谚云：“十月初一晴，柴炭土样平。”以后又宜雨，谚云：“十月雨连连，高山也是田。”而德化县地处泉州地区北端，“气候视州治每迟二十日”，故古代德化农民“罕用通书，惟视树芽、听鸟声以定播种之期。潦叹半歉之兆，都有口诀，大略亦可纪焉”。
　　泉州农业民俗崇尚精细，尤其是收获季节，有关习俗不少。谷物将熟时，农民往往于田间插稻草人，草人穿衣戴帽，并于头上挂扎一串敬神祭鬼的金冥钱，旨在吓鸟驱鼠，防止庄稼被损。为使庄稼不受兽害和不被盗窃，农民还在田野间搭起临时草寮，通宵达旦轮流守护，称“看大社”或“看山”。草寮中备有大锣、大铳，用以报警或驱害。情况严重时，村里人闻讯及时赶来协助。旧时“看大社”，有的地方还要举行“放兵”、“犒兵”、“收兵”等活动。“放兵”是祈请所谓“代天巡狩的七大人”，集结阴兵前来帮助“看大社”的轮值人员，并于田地里插上神符令箭，以祈庇五
　　谷无损。“犒兵”是“看大社”期间每逢初一、十五两日，均得犒劳阴兵，“收兵”是全村农作物收获完毕，要摆筵演戏，以酬谢“七大巡”功成回殿。在稻谷成熟季节，为防范台风暴雨的损坏，或个体农户因劳动力缺乏而导致过熟脱粒，亲邻之间往往义务互助抢收。其时，主人必须准备较为丰富的饭菜，送到田头款待诸位亲邻，但大家在食用前得先敬祀“田头公”。
　　值得一提的是，泉州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相当活跃。古时候，泉州“乡村妇人芒乔负担，与男人杂作”。如今的泉州妇女，更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在泉州沿海地区的一些渔村，还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男女劳动分工，即男人专门从事海上捕捞，农副业等劳动则全部由妇女承担，甚至出现了男人以从事农业劳动力羞耻事的不正确观念。
　　二、渔业生产
　　泉州枕山负海，濒海之民多以捕鱼为业。始纂于明代嘉靖年问的《崇武所城志》，在《生业》篇中，对崇武渔业生产中的捕鱼工具和捕鱼方式，是这样记载的，“冬春则纶带鱼，至夏初则浮大縺取鰢鮫、鲨、鲳、竹鱼之类，夏中则撒（学字头下面一个鱼字）縺、鰛縺，秋中则旋网取金鳞、鲃（鱼旁一个录字）、毒等。凡鱼依四时时之气而生，其至亦乘四时之气而至。渔者随时设网待之，诚哉，近水知鱼性！然船有大小（舟加华）（舟加答）、
　　舰（舟加答），舰近纶带鱼，人纯用之，以船轻便而易动。且坚致可驾远而耐风波。其山前、吴产二宗居民则另设密网，于春冬之季专取白虾，每人置数张，用杉木作筐，柏木作（木加戈），安置海中，半浮半沉，随潮转移，名曰风鼓网。虾随潮群入其中，得利甚多而为费少。但网苦于奸人乘夜盗取，及恶风飘荡，有得不偿失者。东西澳、后海澳，人各沿海拖大网，施罟网，取小鱼、乌鱼、鲈、（鱼旁加会）鲫、白丁虾、锁管、卫螺、香蟳螺之属，难以名举。”这是根据当地年处地理条件、鱼类品种及其习性、季节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捕鱼方式和习俗。记载中提及当时渔业生产中存在着“网苦于奸人乘夜盗取”的陋习。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泉州渔民积累了下少经验，并总结出许多语言生动、简明扼要的渔谚。如石狮蚶江的渔民说：“二八好行舟。”囚为二月八月气候温和，没有台风威胁，也没有强大的北风，风向时南时北，对南来北往之行舟均适宜；“六月上红云，劝君莫驶船”，如果六月间天上偶有红云，那么三天内就必定有强风或台风，不宜出航；“四月割（绞丝旁加一个衮）走”，要是四月间发雷，这就警告人们，风暴随后即到，尚在海上放（绞丝旁加一个衮）捕鱼的渔般，连收（绞丝旁加一个衮）的时间都没有了，要立即割掉（绞丝旁一个衮）绳，急速返港避风。惠安崇武渔民的谚语有“海水在分路，无风便是雨”、“谷雨是北风，山空海也空”、“只惊七月半水，不惊七月半鬼”、“冬至、上元边，白鱼游来要吃圆（汤圆）”、“大寒交春，鱼虾向外奔”、“海水一日晚五里（半小时）”，等等。
　　还有一些与渔业生产有关的民俗，比如，每逢过年，渔船上都要张贴春联。春联的内容体现了渔民们盼望“顺风顺水顺人意，得财得利得大时”的美好意愿。春节过后，渔船首航，渔民认为这是关系一年生产好坏和安全的大事，要到大后庙卜杯确定出海的日子。渔船的启航和归航，有“开海门”和“关海门”的习俗。由于人们认为只有福运好的船才能领先出港“开海门”，并能确保渔船全汛安全高产，否则将适得其反。所以每次启航前，各船都为此你推我却。通常是由历年高产的船领头，或在妈祖神像前卜杯择定，或是推几条船同时出港。船队归航时最后进港的船称“关海门”，在捕鱼生产中有人失事或遇到“头目公”（海上发现的死尸）的船，按惯例必须最后进港。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各船都争先恐后进港，以免日后遇上不吉利的事。渔民如果不幸在海上死亡，晋江船习惯就近水葬，然后替死者“引魂”回故里；惠安船则要收殓入棺，运回故里安葬。但如遇见“头目公”（或称“好兄弟”、“人客公”）一概要打捞收埋，堪称美俗。为驱邪气、求平顺、谋丰产，旧时惠安崇武渔民还有几项颇有特色的习俗，如“献金（锣）”、“过油”、”“烧鸡笼”等。
　　泉州沿海渔村妇女，在渔业生产领域里，旧时仅限于讨小海和织补渔网、挑运渔货、出海前给渔船送淡水等辅助性劳动。囿于传统偏见，妇女是不允许登上渔船出海的。解放后，这种陋习被破除，许多渔家妇女勇树新风，驾船出海捕鱼。今惠安崇武的靖江、港墘两村，即有40多名妇女与丈夫组成“夫妻船”，昼出讨海夜补网，夫妻双双并肩共奔致富路。
　　三、 手工业生产
　　泉州人心灵手巧，“百工技艺，敏而善仿，北土缇缣，两番（三个毛）（四下一个厂下面一个炎下面一个立刀旁），莫不能成”自古以来，手工业曾长期是泉州的主体经济之一，给人们提供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各种手工业行业，遍布于城乡，如晋江县即有民谚曰：“赤西米粉筒，湖当缚烛芒，沟头烧瓦筒，屿头染布房。”活跃的手工业生产，为泉州的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工匠们所从事的工种不同，其习俗也就各具行业特色，如造船业，“竖龙骨”、“安龙目”、“钉头巾”是造船过程中三道最重要的工序，动工前归合脊，师傅肚必（‘肚必”即饱得撑破肚子）”的俗谚。
　　工匠民俗除了其各自不同的行业特色外，在传承过程中，也表现出尊祖师、地域性、保守性等共同的民俗文化特征。泉州工匠所尊奉的祖师爷，既有全国性的，如木工行业尊鲁班；也有地方性的，如刻印业奉朱熹。朱熹怎么会成为泉州刻印业的祖师爷呢？相传洪荣山原为朱熹同乡好友，曾随朱熹学习金石雕刻手艺，颇有成就。后来朱熹到泉州为官讲学，即把洪荣山带到泉州，从事刻印业，因此成为泉州刻印业的一世祖。其实，刻印业（古代上要是刻印书籍）与文化、教育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朱熹是我国占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泉州又是朱熹过化之区，故把朱熹奉为当地刻印业的祖师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泉州行业民俗的地域性特征也相当突出，这从近年来泉州市所举办的惠安石文化节、安溪茶文化节。永春芦柑节、德化陶瓷节等活动，即可得到说明。就工匠民俗而言，如惠安崇武五峰村的石雕，早在清初就已声名远播，涌现出很多著名艺人，至今石雕和石料企业仍是五峰村经济的支柱。在五峰村，男人如不懂凿石雕石，会被人蔑视为“下脚废料”（没用的人）。泉州工匠民俗的保守性与其技艺的传授继承的途径有关。我国自古以来总是留一手，以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因此学徒学艺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能得到师傅绝招真传的，一般只能是师傅的后裔，并进而形成了“传子不传女”的民俗心态。清道光《福建通志，卷56《风俗》曰：“（晋江县）陈坑之民织竹以为器，龟湖之民织布而善酿，下语之民织席榨油，沟头之民陶瓦砖，拱塘之民骟猪；瘠土生业，不以传女、婿。”被称为泉州神像雕塑世家的“西藏国”，创立于1895年，至今师承家传已四代。“传子不传女”的民俗心态，从深层次看，是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新中国成立后，此民俗已逐渐淡化，但师徒之间“留一手”的现象，仍难以避免。“传子不传女”，有利于世代经验的传承积累，这在旧时代对保住自家牌子，制作名优产品方面，的确是起了作用的。但它毕竟是小生产基础上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对于今天社会生产力的更新和发展，就显得很难适应了。工匠传统民俗，有利有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利者可有所改造地加以继承，弊者则当剔除。
　　四、商业贸易
　　地狭人稠，这种经济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使得泉州自宋代以来就面临着农耕经济的危机，粮食无法自给，仰海运甚于望岁，“故良农寡而逐末之俗成。重商好利的商业文化意识，使当时泉州的民风为之一变，并创造了宋元泉州成为世界贸易大港的经济奇迹。但内地诸县大约至清代的乾隆年间，才出现“逐末之俗”，此前大多是务本薄末，以（山内两个豕）风自美。
　　泉州传统的商业民俗文化，首先表现在交易的场所和方式等方面。交易场所是商品交换空间分布形式的民俗传承。泉州历史上的交易场所城乡有别，清道光《晋江县志.风俗志》中有一段话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易》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资，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其后世墟集之始乎？晋之四方，东西地域较短，不设墟集。其北郊外日濠市，其南郊外若塘市、石狮、永宁、蚶江、龟湖、祥芝、深沪、青阳、安平等处，各有墟集。皆逻乡僻壤应期而集于墟，仿古之交易而退。非如郡城通衢四达，居者素积，行
　　者求售，自朝至暮，随时得以如取如携，故不言墟集。墟集惟郭外有之，而村落亦常置小墟集，不待行数里以求一物。”乡间贸易除墟集外，还有庙会，如德化县一些乡村的佛诞庙会，便是一年一度的大规模集市。
　　交易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有交换方式和议价方式等。作为交换方式的民俗形态，外国银币曾于明清时期通过中外贸易流入泉州，并在市场上流通过。议价方式主要为讨价还价和明码标价两种形式。如今有的商店在明码标价时，还特地声明“货真价实”、“恕不二价”，以取得顾客信誉。但也有商店在讨价还价时，不讲信誉，随意抬价，常有顾客挨宰，故近年来有“泉州客、对半说”之俗谚，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必将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而被克服。泉州传统的商业民俗文化，还表现在商业的方式、标志、语言等方面。商业方式是指商人从弃商品交换中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大致有坐商、行商和居间商三种民俗形态。前引清道光《晋江县志.风俗志》所载“居者素积，行者求售”，即指坐商和行商而言。坐商是由市场交易发展起来的固定性的经商方式的民俗。由于坐商的经营方式是积货待需，坐等顾客上门，因此其民俗特点即表现出以卖方的主动热情为特征，正如泉州民谚所说：“和气生财，顾客挨挨来。”为“拉顾客”，店主还不时搞一些所谓开业若干周年“大酬宾”、换季“清仓大拍卖”、旧城改造“拆迁大甩卖”，以及购物摸奖等销售活动，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民俗现象。厂商是一种游动性的商业行为习俗。泉州古代的行商闻名海内外，“海上丝绸之路”即为他们所开辟。对于行商，清道光《晋江县志.风俗志》中也有生动的记载：“富者上吴下粤，舟车所至，皆叮裕生涯。贫者背负肩挑，里巷遍招，亦堪资贸易。而屯籴稻谷，鬻贩鱼盐，种种有之。濒海之民，又复高帆健橹，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之，不惧也。趋利之多，自昔为然。其小者如卖饧、卖饼、卖荔、卖柑、卖桃李、卖杨梅、卖甘蔗者，熙来攘往，声满街衢，朝暮下息。”居间商是一种纯媒介性的商业民俗形态，泉州民间或称“伢商”。如德化县城、十八格等处集市的“牛讶”、“猪仔讶”、“羊讶”即是，他们手上并没有可以买卖的商品，是通过介绍耕牛、猪、羊等买卖以获取一定的报酬。居间商具有沟通市场和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
　　商业标志方面的民俗实际上也是一种传统的商业广告方式。新编《泉州市志. 风俗志》对泉州以往商业活动中的声音标志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肩挑小贩沿街巷叫卖时大多拉腔提嗓，如喊如唱，招徕顾客。有的则以吹响器或打击器物为记，如卖肉的吹竹管或螺号，卖蜜饯的吹唢呐，卖鱼丸汤的以汤匙碰击瓷碗，阉禽畜的吹短笛，算命先生敲牛角等等，各具一格。”新店营业开张，要装饰门面，并举行隆重的悬挂招牌典礼，老式招牌多制成匾额，墨迹多出自书法名家或名人之手笔，这就是商业民俗中的文字标志。
　　泉谚云，“嘴水甲你抹，价钱无走啜。”这是说店员在招徕顾客时，讲话好听而已，价钱不减。这种商业语言民俗，反映了店家善于逢迎顾客的商业文化特征。
　　考察和研究泉州商业民俗文化的历史和现对促进今日泉州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