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缘： 
　　在远古时代，闽台两地古人类文明就呈现了高度的一致性。
　　19世纪以来，台湾各地陆续发现100多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大量遗物，与大陆东南沿海特别福建省的原始文化属同一类型。如：距今约3万至1万年前的台湾“左镇人”与“北京人”有近亲关系；距今约1万多年的福建“清流人”、“东山人”与台湾长滨文化主人的年代相当，而且都以洞穴为活动场所；在漳州郊区发现的数百件细小石器，与台东长滨乡潮音洞出土的数百件细小石器石质相似，制法相同（都是锤击法），时代相近。
　　植物学家的调查结果也很有意思：台湾固有树种与大陆南部及海南岛通有者达68属81种之多（与日本、琉球通有者仅16属18种而已）。
　　地质学家则发现：台湾山脉的走向和大陆东部沿海山脉的走向完全一致（呈东北——东南走向）。台湾东部大南澳片岩成分与华中、华南古生代晚期的海相地层大致相同，片岩所含大理石内有纺缍虫、希氏虫、新希氏虫和瓦氏珊瑚等化石，这些化石曾普遍发现于华中、华南二叠纪的栖霞期至茅口期的地层中。台湾海峡一半以上水域深度在50米左右，最深处不超过100米；但台湾东海岸外仅10余公里处，太平洋突然下降为2千米深沟，愈东愈深，甚至达4千米以上。
　　种种证据表明：台湾本是华夏古陆的一部分，台湾山脉是华夏古陆东侧的“界缘山脉”。约15000年前，福建与台湾陆地相连，在第四纪的冰河时代，台湾海峡曾是露出海面的陆地，后因气候转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遂使台湾变成岛屿。在距今300万至1万年前的更新世时期，由于地球上曾多次出现冰期和间冰期，每当冰期来临，海平面下降，在福建与台湾之间的浅滩区便露出“陆桥”，成为古人类、古生物跨越海峡进入台湾的必经之路。1989年，泉州深沪湾大陆架下发现海底森林，证明泉台之间曾是陆地。
　　迄今所知的台湾海峡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即有陶器和可能有农业的考古文化，是福建的壳丘头文化和台湾的大岔坑文化。这两处出土的赤陶、粗砂陶、绳纹陶、黑陶等，经考古研究，同属于公元前50世纪至前40世纪的华北“仰韶文化”的器物。而能够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闽台两地关系的则是福建昙石山文化和台湾凤鼻头文化，所出土的黑陶、彩陶、红陶、灰陶、骨器、石器、角器等，相当于大陆“龙山文化”形成期的器物。也就是说，闽台两地在4500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同步进入了农耕社会。
　　综上所述，台湾的“根”自古至今都紧连着大陆；台湾在远古就已归属“中土天子”辖下，纳入中国的版图。闽台自古是一家。
　　若以行政区域和隶属关系论，泉州与台湾更另有一层地缘关系。
　　早在宋代，台湾和澎湖就划归泉州区域，隶属晋江县管辖。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撰《诸蕃志》载：“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淳熙间成书的《皇朝郡县志》载：“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多侨寓其上，……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府外贸易，岁数十艘，为泉外府。”《舆地纪胜》一书中引宣和二年（1120年）知泉州事陆藻《修城记》云：“泉距京师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由此可见，北宋时，澎湖已隶属泉州。
　　诚然，上述史载只言澎湖而不说台湾，这又是为何呢？可以说，这是由于台、澎“密迩，烟火相望”，故自隋至元，人们常常把台湾、澎湖笼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或称之为“流求”，以台湾本岛为主而包括澎湖；或称“澎湖”而兼含台湾。这一点是史学界一致公认的。
　　据《宋史》和《泉州府志》载，宋乾道七年（1171年），有毗舍耶人入侵掠澎湖和泉州沿海，泉州知州汪大猷即在澎湖建造房屋二百间，“遣将留屯”，以保护滨海居民和泉州港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从军队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和象征这一点来看，这一有确切年份的史载，无疑表明台、澎地区已是泉州区域内的一部分。
　　到了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左右，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隶属泉州路晋江县。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台、澎地区设立专门的政权机构。
　　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克台。翌年，台湾设府，隶属福建省分巡台厦兵备道，与泉州府同属一个行政区域。雍正六年（1728年）改为分巡台湾道，与厦门分开自成一道；至此，台湾与泉州虽不再存在隶属关系，但同属福建省管辖，两地人员往来频繁，地缘、血缘关系仍持续保存下来。特别是自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政府开放台湾鹿港与泉州蚶江港对渡后，泉台两地的商贸空前活跃，并形成泉州移民台湾的第三次高潮。
　　综上所述，历史上台湾与泉州有五百多年的隶属关系。
　　二、血缘 
　　人是文化的载体。明末至清代，泉州人曾掀起三次移民台湾的高潮，形成两地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并使内涵独特的闽南文化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决定了泉台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漳州人颜思齐和泉州人郑芝龙为首的海盗资本集团，以台北为据点，在进行私商贸易的同进，也着手开辟台湾。当时泉、漳一带贫民相继迁台的达三千多人。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归顺朝廷，又值福建饥荒，郑氏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即招集沿海灾区饥民数万人移台开垦。“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船载至台湾”，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地向台湾移民。大陆先进的农耕技术随之传入台湾，对台湾的早期开发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驱荷复台，随着军屯的一声令下，三万多郑氏泉漳子弟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四十多处屯田区，实施“寓兵于农”的政策。明郑统治期间，三代共二十三年，来台耕垦者约二十五万之众，其中大部分是闽南人。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政府开放台湾鹿港与泉州蚶江港对渡，促成泉州第三次移民台湾高潮。蚶江港开放后，很快成为泉州对台湾的交通中心，一时“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庭户耳”，因击出现了泉州人到台湾“群趋若骛”的局面。这些泉州先民到台湾后，有的聚族而居，有的同籍相聚，居住的地方不少以家乡的地名来称呼，出现了“泉州寮”、“安溪寮”以及东石、郭岑、麦园等村落，有的地名延续至今犹存。
　　三、文缘
　　泉州人在台湾大兴教化，其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远，从某个角度上讲，比土地开发建设有过之而无不及。
　　泉州同安人陈永华（字复甫）被认为是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明永历十九年（1665年），他向郑经建议：“开辟业已就绪，屯垦略有成法，当速建圣庙，立学校。”次年，承天府建成了台湾的第一座孔庙和明伦堂。陈任学院，叶亨任国子监助教，建立了从社学、州学（天兴、万年二县郑州）、府学到太学一套完整的教育行政机构和学制体系，招聘了一批文人学者到台湾任教，按制开科取士。还规定“凡有子弟就乡塾读书者，可以免其徭役”，以鼓励高山族儿童入学。“台湾文学始日进”。
　　而一大批明朝泉州名士，如晋江的许吉燝、诸葛倬，南安的沈佺期、惠安的王忠孝、张士椰，同安的卢若腾、张灝、郭贞一等，诸葛倬是恩贡出身，任过翰林侍诏、光禄寺卿，其余全是进士出身，或任尚书，或任侍郎，或任御史。他们相继入台，有的在明郑政权中任职，有的隐居家中著书立说，有的三五聚会，吟诗唱和，推动了台湾文风、学风的形成和发展。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泉州人视崇文兴学为己任。在捐资办学上，泉州人慷慨解囊。如惠安籍的杨志申献出乃父墓地建台南府学宫，后又捐彰化田地充作邑学费用；晋江籍施世榜捐金二百两修凤山县学宫；金门籍郑用钰捐巨款建淡水厅学宫。
　　在掌学执教上，泉州人大展其才。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泉州人任台湾府学教授的十七人，任县学教谕的三十五人，任府、县两级训导的三十七人。
　　民办的书院、义学、私塾方面，鹿港的泉郊等八大郊捐办了文开书院，购进经书三十余万册，并由泉州延聘名师前来讲学，书院陆续造就出五位进士、十六位举人和百多位秀才；晋江籍施士洁，中进士后辞官回台，主持过白沙书院、崇文书院和海东书院，在主持、主讲海东书院期间，书院出了四位进士；金门籍的蔡廷兰，是澎湖唯一的进士，他曾主讲过崇文书院、引心书院，后又主持文石书院，为澎湖的文化教育作出很大贡献；泉州人傅人伟受聘主持士林的文昌祠义学，泉州人庄正主讲过板桥大观义学，推动台北学风蔚然而起，功劳非小；同安籍的王士俊，在新竹设塾于家，其门下出过进士郑用锡；泉州籍的黄敬，辞去福清县学教论之职，在台北关渡设学授徒数百人，与曹敬并称台湾“二敬”；清末著名状元、晋江人吴鲁的儿子吴钟善（光绪癸卯经济特科，廷试二等），应林姓之聘，渡台课授经文，并在台刊其父的《正气研斋汇稿》及《百哀诗》。
　　在科举上，泉州人当仁不让，开台登第之先。台湾的第一个举人是惠安籍的王璋，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高中福建省第六名举人，系台湾“登贤书之起始”。台湾的第一个进士是晋江人王克捷，他以诸罗籍中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丁丑科进士，“为台人士登礼闱之始”。据《福建通史》载，清代台湾共中文进士十九人，经核查确系泉州籍的达八人，分别是：王克捷、庄文进、郑用锡、蔡廷兰、丁寿泉、施琼芳、施士洁和台湾的最后一名进士李清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