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泉州，旧称“刺桐城”，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泉州港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海外交通港口，文化积淀深厚，商业贸易往来频繁。

福建泉州，旧称“刺桐城”，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泉州港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海外交通港口，文化积淀深厚，商业贸易往来频繁。在宋元时期，它更是闻名遐迩的“刺桐港”。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宋元泉州的繁荣，不仅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包容的文化环境，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更是关键所在。从规范海外贸易的市舶条法，到保障外商各方面权益的系列法律制度，法制全面涵盖了泉州港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治理，成为港口繁荣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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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影重重开海丝

泉州港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6世纪的南朝时期。当时，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到访泉州，因等候季风在九日山下延福寺翻译《金刚经》，之后乘船前往马来半岛和印度，拉开了泉州海外交通的序幕。唐代，泉州与扬州、广州、交州并称为我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唐王朝在此设立参军事管理海外贸易，吸引了众多阿拉伯、波斯以及东南亚商人。唐文宗时期，政府下令保护广东、福建的外商，规定除正常税收外，不得额外加征税率。

《泉州海丝唐卡百米长卷》（局部）重现了刺桐古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

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重视海外贸易，积极招揽商贾，泉州城市规模扩大，泉州港进一步发展，货栈众多，贸易十分繁荣。有着“招宝侍郎”之称的王延彬在泉州积极推行“多发蕃舶以资公用”的海贸政策，促进了泉州海上贸易的繁荣。在泉州开元寺发现的五代王继勋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石经幢竖立于南唐保大四年（946），经幢上刻有施舍建经幢人的姓名和职务，包括泉州最早的管理海外贸易机构榷利院和官职名称“海路都指挥”。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泉州港的繁荣赞叹不已（林雪娟 摄）

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的宋元时期，泉州港迎来鼎盛。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南宋时赵汝适在《诸蕃志》一书中，记录下泉州与5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的历史，成为全国重要的贸易港口。南宋末年，泉州超越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

江口码头具有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运输条件，不仅是古代泉州城郊连接古城的水路码头，也是连接泉州港出海口的重要转运码头。（李雅真 摄）

元代，泉州海上贸易进一步拓展，泉州港成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贸易范围覆盖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乃至东非等地，形成了一个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的贸易圈。那时的泉州港内船只密集，码头热闹非凡，昼夜都在装卸货物，中外商人汇聚于此，市场熙熙攘攘。南关“聚宝街”、临江一带货栈以及“舶司库”中，摆满了香药珠宝等异国商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等都对泉州港的繁荣赞叹不已，称其为“世界最大海港之一”“世界的大货仓”“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中国古代先哲秉持和平友好、公正贸易、互信互惠的理念，推动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发展，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开辟了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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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征薄税迎万商

九日山现存的宋代航海祈风石刻碑文显示，祈风祭典已上升到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 （李雅真 摄）

南宋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初一，九日山下，通远王祠前人马车轿排成长龙；晋江江面上，旌旗飘扬，众多船只聚集。市舶提举虞仲房与幕属洪子用、朱彦钦等官员以及皇族成员在此举行祈风祭海仪式。虞仲房宣读祈风文，祈求海上商舶一帆风顺。祭典结束后，众人登上九日山游览，并将祈风经过刻在石头上。九日山现存的宋代航海祈风石刻，记录了1174年至1266年间的官方祈风盛典，这是世界上仅存的为往来商舶祈求顺风平安的文字记载。这些碑文显示，祈风祭典已上升到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由官方主导，这有力地证明了宋元时期中国以国家力量保障和管控海洋贸易发展。

宋元时期，颁布市舶条法和建立市舶司制度是管理海洋贸易的重要举措。元丰三年（1080），宋朝政府修订《广州市舶条法》，颁布《元丰市舶条法》，系统规定了海外贸易的主管机关、贸易主体、出入境管理、外商保护等内容，构建了古代海商法的基本框架，成为当时官府管理海外贸易的基本法律依据。

泉州湾古船陈列馆里的宋船见证了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与贸易的繁荣兴盛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为适应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宋王朝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确立了泉州重要贸易港的地位。泉州市舶司与明州（今宁波）的两浙路市舶司及广南市舶司并称为三路市舶司。市舶司具有船舶管理、征税、招商、接待、祈风、查缉走私、管理外商、解决纠纷等多项职能，负责查验货物、发放公凭、征税、禁榷、博买、接待外商、保护外商财产、处理贸易纠纷等工作。

宋元时期，市舶司的设立和贸易法律的制定，标志着中世纪中国开启了海洋法制文明。泉州市舶司州衙、市舶衙、宗正司衙一体的体制，保证了市舶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南宋时期，朝廷大力支持泉州，增加市舶资本投入，设立馆舍受理外国“进奉”，并采取灵活的管理措施。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吸引了大量蕃商，市舶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到了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泉、广两市舶司舶税一年净收入便达到了200万缗（mín，古代铜钱的计量单位，指一贯铜钱），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元代，泉州市舶司在执行市舶法时创新实行“舶税钱”制度，对货物征收“三十抽一”的税收，取消禁榷、博买，促进了海商贸易发展。元世祖忽必烈于1293年制定颁布《至元市舶则法》，将泉州的做法推广到全国。元代泉州市舶收入占元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市舶法律对非法贸易制定了严厉刑罚，从重杖到劳役不等，同时鼓励举报，给予举报者奖励。法律的明确和严厉促使在泉各国商人遵守法规，保障了海洋商贸在法律框架内有序进行。

宋元时期，对市舶官员的选拔和监督十分严格。宋代市舶官员若有贪污行为，会受到罢官等处罚；元代《至元市舶则法》中有9个反贪污条款。市舶官员的升迁和罢免依据其职责履行情况。例如，乾道四年（1168），泉州市舶提举程祐之因“职事修举”得以升迁；淳熙十四年（1187），潘冠英因“苛敛诛求，诱致无术，蕃商海舶，畏避不来”被罢官。

位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映刺桐”宋元泉州法律文化展馆 （黄墩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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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留蕃心

宋元时期，海上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泉州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社会的深度融合与进步。为让蕃商安心在泉州生活、经商，政府在多方面制定了周全细致的规定，给予他们充分的法律保护，体现了宽严相济的管理智慧。

在居住与生活保障方面，政府为蕃商提供了全方位的关怀。宋朝允许蕃商自由居住，泉州城南的蕃坊成为蕃商主要聚居地。蕃坊逐渐发展为功能完备的社区，宗教、教育、医疗、公共墓地等设施齐全，具备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双重职能。泉州还设有清源驿和来远驿，专门接待外国官员和贡使。对于因海难流落中国的外商，宋朝会给予生活资助并帮助他们回国，体现了人文关怀。

在司法保护方面，宋元时期的政策充分体现了多元与规范并重的特色。宋朝赋予蕃商“越诉权”，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越级申诉，这为蕃商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有力保障。在蕃坊，设有蕃长协助政府管理蕃人事务，蕃长有一定司法裁决权，对于蕃商中的轻罪，蕃长可依据当地习俗和规定裁决；重罪则由官府依法决断。这种管理模式既尊重了蕃商的习俗和传统，又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处理纠纷时，外商之间的纠纷允许按照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法律和习俗处理；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外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纠纷，则适用中国法律。元代同样重视保护外商权益，规定外商若遇到贪腐官员，可越级申诉，查实后涉事官员将“计赃坐罪”，进一步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权益。

在婚姻政策方面，宋元时期呈现出开放与限制并行的特点。宋朝法律允许蕃商与华人通婚，在特定条件下，蕃商甚至能与皇族宗室联姻。这种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融合，如一些蕃商与华人家庭联姻后，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习俗，丰富了泉州的社会文化。但为避免文化冲突和人口外流，宋律禁止蕃商娶中国人为妻或雇为人力女使后带往蕃国，违者判处一年徒刑；若将在中国所生子孙带往蕃国，处罚会减轻一等。对于外国人之间的婚姻，宋朝政府一般较少干涉。针对外国使节等官方人士的婚姻，宋朝会根据政治等因素灵活处理。

在遗产继承方面，法律充分保障了蕃商的财产权益。宋律扩大了遗产继承人范围，明确规范了蕃商在华经商致富后的遗产继承问题。这让蕃商在财产传承上有了法律依据，消除了他们在华经商的后顾之忧，推动了海外贸易持续发展。比如，有的蕃商在泉州积累大量财富，去世后其遗产能依法顺利分配，保障了家族在华利益，也让其他蕃商看到在华营商财产安全有保障，更愿意长期留在泉州。

在宗教信仰方面，宋元政府充分尊重蕃商的宗教自由。蕃商在侨居地修建了许多宗教建筑，如泉州的清净寺、怀圣寺等，这些建筑不仅是他们的信仰寄托，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宽松的法律环境和包容的文化环境下，不同宗教文化在泉州和谐共处、相互交流，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发展。

在立法保护方面，宋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北宋元符二年（1099），政府制定海上贸易防守、盗纵、诈冒断罪法，规定外商船舶遇险时必须予以救助，并详细说明了救助办法。元代明文禁止市舶官员私托外商购买进口物资，也不许他们故意压价自行折卖，为外商来华贸易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总之，宋元时期的这些规定和举措，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智慧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情怀。蕃坊内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为现代国际社区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2023年，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在泉州成功举办 （陈英杰 摄）

第五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开幕式大型情景音乐舞蹈史诗《万里海丝路·千年刺桐情》通过现代旅行者和拘那罗陀、马可·波罗、汪大渊、郑和等多位与泉州息息相关的中外历史名人穿越对话，呈现出“泉州往世界，世界来泉州”的千年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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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精神丝路传

千百年来，刺桐港历经兴衰，展现了古老中国深厚的海洋文明底蕴。尤其在宋元时期，泉州凭借包容开放的文化和先进的法治文明，在海洋商贸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一倡议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也为泉州创造了续写辉煌的新机遇。

历史证明，法律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良法是实现善治的基础。宋元泉州凭借“良法善治”，开启了海洋商贸的繁荣之门，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法治合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滋养。

近年来，一系列围绕国际法治合作的项目在泉州落地。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泉州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公正高效的法律服务和坚实保障，这既是对宋元泉州法治文明的传承，也是在国际法治合作领域的积极探索。2021年和2023年，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成功举办，众多国家代表围绕司法合作、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国际法治合作，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了重要实践平台。

在新时代背景下，泉州继续弘扬海丝精神，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挖掘自身文明活力，积极参与全球发展事业，通过传承历史经验和创新发展模式，在国际法治合作交流领域不断书写新的篇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江振平/文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泉州晚报资料图）

责任编辑：黄冬虹